帝国之后: 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转型(1885-1924) Donation ——《法兰克福汇报》

——《法兰克福汇报》

1916年2月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一小群艺术家、文学家和戏剧家在中立的苏黎世创办了名为“伏尔泰卡巴莱”的剧团，在那里很快上演了闻所未闻的表演。雨果·鲍尔迫使自己穿上方尖碑形状的戏装，吟唱着无意义的音节；埃米·亨宁斯扮演成预知未来的蜘蛛；理查德·许尔森贝克打着虚构的“黑人诗歌”的鼓点；特里斯坦·查拉指挥着同时发出的咆哮声中的各种杂音……达达主义诞生了，并且从苏黎世席卷了全世界。达达主义的特点在每一个地方都有所不同，因为达达主义者决定，不从达达中产生新的项目。因此，在杜尚的“现成品”、格罗茨和赫特菲尔德的摄影蒙太奇，以及布勒东的巴黎丑闻之后，达达主义很快就又过时了。但是，它的影响却一直持续到100年后的今天。 马丁·米特尔迈尔带领我们共同参与了许多达达主义式的颠覆，令我们发出一声声惊叹，并且向我们呈现了，面对越发扑朔迷离、难以一目了然的世界，一群个性迥异的艺术家如何灵活、绝望而又疯狂地作出回应，如何以独辟蹊径的理解和惊世骇俗的表现力，将艺术、文学和语言从市民文化意识形态的钳制下解放出来，直到后者被迫承认自己的苟延残喘，继而交出隐藏其中的最后几分荒诞。那样一个世界与我们今天的世界相似得让人容易混淆。

一场带着患阿尔茨海默病母亲的公路旅行，记下对爱、记忆、传承的反思。一向沉默寡言的母亲，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之后变得健忘、啰嗦，作者决定带母亲去自驾游。11天的旅途中，两个人一起体验露营、骑马、漂流、徒步，在这个过程中，作者开始慢慢理解母亲，但母亲的遗忘速度却在不断加剧。 2

⭐揭露社会和政治力量对病症诊断的影响，真正看见每一个儿童 ⭐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》2018年度最佳书籍 ⭐入围2019年马克·林顿历史奖决选名单 汉斯·阿斯伯格于1944年提出“自闭性精神病态”，形容儿童身上某些社交退缩的特征，成为首批引入“自闭症”作为独立诊断术语的内科医生之一。他因提倡为精神缺陷儿童提供个性化照护，认同他们的潜能和独特性，而被誉为“仁慈，富有同情心”。 不过，能得到精心照料的儿童必须对纳粹第三帝国声称的“民族共同体”有“价值”。被阿斯伯格和同事认定为“缺陷严重”“无可救药”的孩子，将被关进收容所严加看管，甚至被送往斯皮格朗地——帝国时期第二大儿童谋杀地，有789名儿童在此遇难。 本书引用最新披露的战时档案，配合冷静却扣人心弦的叙事语言，逐渐揭开纳粹的“诊断式统治”是如何塑造阿斯伯格对自闭性精神病态的定义。这段历史将动摇我们对自闭症的固化想象，这个诊断并非一经提出就完全成形，而是在国家、社会、医学的价值判断中，一步步演化而成，了解这一点将帮助我们反思自闭症在21世纪的衍生文化现象。

帝国之后: 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转型(1885-1924) Donation ——《法兰克福汇报》18851924